职教中心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


 发布时间:2021-03-08 13:30:58

高等院校毕业生求职难,职业院校毕业生却供不应求。因成绩不理想,陈蓉高考后填报了重庆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去做一线工人,对于女生不是很适合,所以进校后对未来的工作没什么期望。”大二时看见很多用人单位来学校“抢”学生,陈蓉才对自己的专业有了信心,“原来蓝领现在这么吃香”。“基本

目前,国家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这位基层负责人认为,这应该成为一项制度。在修改职业教育法时,应明确规定学校和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学生及教师在实习实践期间权益的保护、对接受实习实践的企业所给予的税收优惠或补贴等。关于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问题,这位负责人称,目前职教师资总量不足,专业教师缺乏,“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因此,应在将要修改的职业教育法中增设相关条款。对于备受关注的职教体制问题,邢晖的观点是,“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不能指望一部法律彻底解决。但只要法律修改了,就一定会在相关问题上有所改进。”  本报记者 杜晓。

而因为不用担心学生的就业问题,很多学校也就顾不上重视质量。而没有过硬的质量和技能,学生的就业层次也就无法提高,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令中职教育声誉大损、引力渐失。二是很多内陆省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职学校,迫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形成的就业弱势,不知不觉地充当了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培养廉价劳动力的角色。当地企业因得不到人才回报,也就对支持职教失去动力,校企合作更无从谈起;而地方企业得不到发展,各种条件、福利都跟不上,更对职校毕业生没有吸引力,从而形成第二个恶性循环。

跨省群殴案,只是职校内部管理失当的衍生物罢了。长久以来,职业教育的标准化进程一直进展缓慢,由此导致学校运转往往缺乏参照、各行其是。具体而言,在日常的职教过程中,无论是教师的认证、教材的选择,授课与考试方式,以及最终的毕业推荐,都缺乏一套普遍适用、推行有力的规则体系。在此语境下,职业教育便极易陷入失序的局面。最典型的体现,便是拳脚纠纷不断,暴力崇拜浓烈。须知,众多民办职教学校的特殊性在于,其亦校亦企的属性,注定了监管层面的捉襟见肘。

”外界在职教学生身上贴起“高考失败者”标签。以至于大陆这些所谓“失败者”聚集的院校,甚至失去了搞研究的勇气。“说起产学研,好像只有普通高等教育学府才配说搞研究,我们高职院校,也就只有产跟学了。”广东某职业院校相关负责人如是说。听到这,钟任琴就犯嘀咕了,他摊开双手反问:“谁说职教就不用做研究啊,如果是纯教学,职教老师跟国小老师有什么区别?”在台湾,职教院校做研究是普遍性的事情。钟任琴举例说,近年朝阳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的教授们带着研究团队,在几千只雌性昆虫身上,摘下定义性器官,提取性荷尔蒙,批量生产成细条状诱捕器,挂在树上,雄性昆虫被吸引过来就落网了,不用撒农药就可以除虫。

“我们是南郑县政府投资办的学校,是公办性质。我们宣传时说委托中学招生,但与其没有什么利益关系。”负责学校招生的南郑职业教育中心工会主席陈运刚说,学校是陕西省省级职业教育示范基地,正在创建国家级基地。陈运刚介绍,中心中职招生分春季和秋季两批,春季在初三上学期从中学分流学生,秋季则等到初三学生毕业。“国家指导目标是进入高中和中职的学生人数应该是1比1,但南郑远远达不到,去年全县初中毕业生6600人,学校只招到1100名学生。

附近群众告诉记者,这些孩子都是从学校退学的初三学生,“最近老有家长骑摩托车、三轮车来,把孩子的课本、铺盖拉回家”。与学校一街之隔的一间网吧,不大的空间里挤满了打游戏的学生,有的还穿着校服。“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嘛,怕学习不好的学生拖后腿,这几年都是这样,不稀奇。我是邻镇的,我们那里的学校也这样做。”烟雾缭绕中,一位自称已经上高中的学生告诉记者。变味的“劝学”为了让女儿继续学业,张海林不得不同意下学期让孩子去上班主任推荐的职校——陕西省南郑职业教育中心,并向班主任预交了下学期上职校的300元书本费。

2014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元年”,中国教育改革的列车再度提速——早春,19个大城市出台“就近入学”时间表。优质校带动普通校、推行“九年一贯”升学制、让好老师流动起来……“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向着均衡进发,教育的新常态令人神往。盛夏,国务院时隔9年召开全国职教工作会议。近7000字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被细化为28条、32项任务,由20个中央部门贯彻落实。为了人人出彩,职教人全力夯实中国制造的人才基石。

”生均经费尚未全部落实、合理薪酬体系还没建立等一系列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仍然横亘在每一个职教人面前。“除了建立全市技术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外,我们2004年就制定了技能人才补贴标准,去年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相应提高,现在技师每月能拿到500元,高级技师能拿到1000元的技术津贴;此外,我们还建立了20多个工种就业准入制度。”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坚信,职教的长久魅力离不开制度“撑腰”。颁布于2009年的全国首个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正在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宁波45所职校与1500多家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脱胎于此的“校企通公共服务平台”囊括了全市所有职校、50多个行业协会及200多个培训机构的信息,既能帮助学生找工作、找实习单位,又能帮助企业找人才、找专家。尽管困难依然存在,但“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已成为广大职教人共同的决心。“前不久,京津冀26所职校和22家企业发出‘天津共识’,就是强调要给职教发展整资源、搭平台。”中德学院院长张兴会表示。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向记者描绘了他心中的职教愿景:“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彻底打破公众对职教‘培养廉价劳动力’的误读,不断夯实‘中国制造’的人才基石。”(本报记者 邓晖 朱振国)。

巨尚 扬正修 谭炳乾

上一篇: 中国教育体系有什么积极和消极影响

下一篇: 国家教育体系如何影响商业环境



发表评论:
相关阅读
热点话题
网站首页 |网站地图 |反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劝阻电话:962110

Copyright © 2012-2020 明明学习网 版权所有 0.35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