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政府不放权的职级制改革是“伪改革”


 发布时间:2021-03-08 13:27:17

同样,如果论证的数据是别人的,自己没花费劳动,也不受学术自由保护。可见,学术自由是有限制的。学术自由的概念是:对问题进行科学、诚实探讨的学术结果的自由表达。这意味着抄袭来的、凭空想象的,都不是学术自由,是不受保护的。另外,学术自由是学者间的平等探讨和坦诚交流,其本身包含着对学术不

错在于取消行政级别、代之以职级之后,并没有改变校长的选拔、任命、考核、评价的方式——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而不是从职业化、专业角度选拔。选拔出来的校长还是首先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师生负责。由于只有职级的变化,一些地方仍套用行政级别对校长队伍进行管理,包括发通知要求某一级别的校长开会等。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并没有变化,取消行政级别,被一些校长认为是对教育进一步矮化。取消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是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但要取得去行政化的实效,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

“何不先在也存在行政化的‘处级中学’试行?”1高校“去行政化”具体操作有难度在很多代表的理解中,学校的领导是学校的管理者,有着明确的行政级别。“从理论上说他们应当服务教师。”广东亿达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秉记代表说,“但实际上,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手握教师的命运。各种学术组织也被行政垄断,我听说,有的大学老师学术权利也得不到充分尊重,不去跑关系,连副教授都评不上。”“但我想即使很多人觉得高校‘去行政化’是对的,但实施起来会有难度,不仅是细节问题,更主要的是会触动到很多人的利益。

“高校去行政化”,不是弱化行政管理,更不是告别行政管理,而是要摆正行政与学术的关系,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首先,要摆正高校行政管理核心理念,尊重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学术科研自身运作规律;再就是,解决好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这涉及管理方式、组织架构、岗位职责、任务目标等很多原则性问题,不是去掉高校行政级别就能水到渠成。倘若出现:外部干预弱了,内部干预反而强了,那也有违“去行政化”之初衷。回归到学术共同体本位上,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应当拥有更大话语权。就像乐队配合主唱一样,高校所有的行政管理工作都要围绕上述这个大方向展开。关系摆正了,服务做好了,有利于大学精神重树,“高校去行政化”才算卓有成效。必须指出,“高校去行政化”可以是高等教育改革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前路漫漫,倍加勤勉。练洪洋。

但是笔者认为,高校招生腐败症结在于高校体制行政化色彩浓重,大量信息被人为封闭,监管机制无法有效运行。高校行政化导致高校招生其实并不“自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建立,高校管理体制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校长都由上级行政领导任命,学校各部门负责人都有行政级别,学校的人、财、物等各项权力很大程度上都为行政力量所掌握,行政凌驾于学术、教学之上。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高校的自主权、自治权被严重限制。“信息黑箱”促成了高校招生权力的寻租。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首届学生被要求参加高考,深圳市委组织部门出面为南科大公开招聘局级副校长,教育部终于发文承认南科大的合法身份,可与此同时,南科大也愈来愈靠拢原来的教育体制。当了南科大校长三年后,朱清时在接受采访时如此回顾,“南科大走过的是一条不平凡的路,也是一条艰难的路,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你得依靠行政的力量去行政化。”去行政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触动既有的行政体制的利益,意味着你要让人自砸饭碗,这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哪怕力大生猛如高宠,也只能挑落十一架铁滑车,最后力竭身死,以南科大这样一杆小枪,能在厚重凝肃、壁垒森森的行政铁板下,撬开一丝教育改革的罅隙,已属不易。所以今时今日,朱清时不方便说了。此时,人们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南科大教育改革一定会成功,但是不一定在南科大。”这是绝望所在,也是希望所在。也许南科成了一梦,可是会在别处成为现实。当初未批先建成立南科大的时候,朱清时表示不能再等。今天,往下走,触动的利益会越来越深,遇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可改革,不能再等。需要步子稳,更需要马蹄疾!(本报评论员 董碧辉)。

一些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告诉记者,除了高校外,现在中小学校长,一般都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任命,而且有行政级别,示范高中是正处级,普通学校是副处级,小学是科级。“既然高校有计划试点,中学实质上也是可以推行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出一种探索性的示范作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代表告诉记者,中山市早在2003年就已推进了2万余名教师的人事制度改革,并在2004年以基础教育校长职级制取代行政级别制,按照不同的任职资格、条件、岗位职责要求,分为五级十一等,为校长的任用、考核、奖励、晋升、工资待遇提供依据和管理标准,类似于公务员级别和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职称。“现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校长是有行政级别,在更多的方面,不是从教育家办学的角度,而是作为行政,还不能说是官员。但是这次提出大学要逐渐取消行政级别,要由教育家、由教授办学。”贺优琳代表说,“所以我觉得,中学也存在着中学校长去行政化的问题,现在也适逢其时,‘去行政化’能让中学校长走职业化、走专业化的发展。”。

再比如,我国从2011年年底开始探索校长公选,教育部选择了两所部属院校公开选拔校长,本来,对于新选校长,教育部是完全可以尝试不再设立级别的——对于“老人”来说,已有级别再取消面临的阻力势必很大——可教育部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在所有985高校新任校长、党委书记的任命函和新闻宣传稿中,都会特别强调指出副部长级,这是淡化行政级别,还是强化行政级别?有一种说法是,学校如果取消行政级别,将降低教育的地位。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

在顾秉林看来,“去行政化”在外部涉及“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顾秉林表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不是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的学校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他认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

尽管北京大学随后发表声明称,北大校长助理的设置不同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助理”职位,并不占有专门的行政资源和岗位级别,也非所谓的“校级领导”。但这种回应显然无法抚慰民众对于高校过度行政化的担忧。显而易见的是,校长助理一职能给戴帽者或明或暗的优势与利益。教育学者熊丙奇对此发表评论说,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往往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师资有限,人的精力和资源也有限,本来是搞教育的人都忙着去当官了,必然会对学校的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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