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热议大学如何转变行政化倾向 要重学气轻官气


 发布时间:2021-03-02 16:38:53

“深圳市现在正在加紧筹备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大学的校长也是通过一种猎头公司在全球遴选的方式产生的,最后是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先生当选。朱清时校长当选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2009年09月17日新华网)在学术

他说一个大学需要观念和目标的指引,需要一个充满理性的工作思路和目的。中国大学要找回丢失的灵魂,同样在于大学校长与教育政策制定者。如何找回大学丢失的灵魂呢?首先要实现大学的去行政化。有人形容如今的大学是“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管理部门繁多、工作人员日趋膨胀并未带来行政的高效,却带来了办学成本的日益高企,也使得大学官本位氛围继续蔓延。只有改变行政化现状,实现学术权力核心化,高等教育才有希望。

“这可是‘高校去行政化’首次在行政管理部门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一个以往只有教育圈子的专家、学者才敢谈的敏感话题,现在竟被吸纳到政府的正式文件中,这就是一个进步。”然而,张敏强对于“政校分离”的改革执行力心存疑虑。张敏强提出,我国一向实行上级任命的校长负责制,其最大问题在于,校长只对上级负责。而要想去掉高校的行政化问题,首先得改变这种固有的上级行政部门管理模式。否则,制度不改,改革不容乐观。张敏强进一步提出内心的忧虑:当前我国高校满目的副部级、厅级,说明“高校行政化”日趋恶化;高校里头评选的科研成果奖、科研经费奖等,揽下奖项的往往不是教师,而是具有行政职务的院校领导。

既然已经意识到行政级别、官本位对学校办学的严重侵蚀,既然已经做出决定,要取消行政级别,那还等什么呢?如果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取消行政级别这类改革就会一拖再拖,最后拖到不了了之。而且,对于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的行政级别,适宜采取同步“一刀切”的方式,不然,就会给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以拒绝取消的理由——你看,医院都没取消,为何单独学校取消?这样的改革,当然会触及既得利益,面临现实的障碍,但改革的本质,不就是打破既得利益,进行全新的权力和利益调整吗?推进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不能由既得利益者——包括行政部门、学校行政领导来制订改革的方案,他们必定会强调保留级别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而应该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来统一部署改革方案,并在制订方案过程中听取第一线的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家长的意见,以高度的紧迫感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当然,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只是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的一方面,除此,还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这次《决定》也提到,要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概而言之,教育去行政化,就是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清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权责的过程。(冰启 上海 学者)。

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政府可以通过拨款机制来体现其对大学的管理,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管得过多、过死,以实现主管部门和高校的合理权责划分。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去除在于管办分离,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去行政化,必须靠体现学术自由、高校自治的大学章程。外部立法和内部章程,互为补充,才能保证高校选任、议事、决策的独立性,最终实现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教育部核准发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及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9所高校章程。

作为大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各校均强调学术委员会的地位,一般由权威专家学者组成。北大更是大胆创新,将首次吸纳学生代表参与其中。清华大学则明确规定,校长不能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从国外的经验看,大学章程的功能就是界定高校内外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以约束大学的创办者(投资人)、管理者等主体的行为。之于中国的国情,优质高校的创办者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其治理,大学与外部(主要是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平衡,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等等,处理起来殊为不易。

”大学校长亲身感受到了行政化倾向给学校办学带来的不良影响。尊重学术权威还是看重行政力量?大学如何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避免行政化倾向,成为人大代表热议的话题。不能用行政手段和思维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大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只是行政化倾向的浅显表现,它并不带来对大学办学的本质影响。”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说,“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本质影响是: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在媒体报道中,一再强调深圳领导对于朱清时的支持,依据我们的社会常识,这对于朱清时的理想主义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但要害正在于此:对于一个只凭一身学问与胆识的理想主义者,他所能享有的社会资源与其有志于探求的道路相比,就显得太微小了。如果没有制度或者社会整体的反思、改进与强力支持,这场理想主义鲜花与现实主义荆棘的争斗,就永远充满了悬念。但是,“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如果因为前方可能存在的荆棘而选择退缩,那岂不更令人悲哀?一个理想主义者伟大的宿命,恰恰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以勇气和责任选择担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探求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徐丽霞)。

”钟秉林也认为,去行政化必须界定好标准,得搞清楚什么叫“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千万不能当成“无行政化”。纪宝成特别提出了办学中两个范畴——学术权利和学术权力。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是与生俱来就有的,具有平等性和自主性。权力则带有更强的社会性,带有某种强制性,一方是命令者,一方是执行者。因此他认为,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都是要防止的。来自安徽的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认为,去行政化绝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他认为,高校应自主、自由办学,不应该受到约束,他认为在实现的过程中肯定会受到不少限制。“个人觉得,去行政化实现不了。”李和平表示,10年之内,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也许会有所改善,但程度不会很大,这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其实,对于大学行政化、官样化、衙门化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这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到朱清时发出如此呼声,而且现在又如此“现实”地具备了开垦一块“实验田”的机会,当然令人兴奋不已,期待不已。我们终究还是需要有些理解主义者的,我们终究还是需要这些理想主义者以盗火种的精神,在我们求索的道路上不懈探求的。尤其媒体报道出与朱清时有关的两个小事情:一个是在大学扩招潮的时候,他给拒绝了,中国科技大学不扩招;一个是在高校评估的过程中,科技大学来了个“原生态评估”,你来吧,来了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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