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章程应有更多“去行政化”亮点


 发布时间:2021-02-26 09:27:03

【聚焦】“无级别”须淡化“官本位”-本报记者车辉赵福中徐福平高校去行政化成为今年两会教育界别政协委员的一个热门话题。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教授治校,维护学术权力优先的原则大多数政协委员都非常赞同,但表示去行政化绝非易事,不能简单化。“什么事情都讲级别真的很怪”“现在咱们什么事情都

作为大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各校均强调学术委员会的地位,一般由权威专家学者组成。北大更是大胆创新,将首次吸纳学生代表参与其中。清华大学则明确规定,校长不能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从国外的经验看,大学章程的功能就是界定高校内外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以约束大学的创办者(投资人)、管理者等主体的行为。之于中国的国情,优质高校的创办者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其治理,大学与外部(主要是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平衡,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等等,处理起来殊为不易。

通过修订《章程》,两院同时从入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强化对院士的把关,这无疑是不断推动院士制度健全和完善的一个值得肯定的重大举措。具体来看,此次以“严进”“劝退”为主要内容的《章程》修订之所以值得肯定,除了在程序上确实有更严的把关之外,也在于这一更严把关,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从实质上去除院士制度长期存在的行政化、利益化问题,推动其回归学术荣誉本位,进而让院士制度变得更加纯洁。比如,在院士提名环节,只保留院士和学术团体提名两个渠道,彻底取消了此前高校、企业等单位的提名资格,有利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来自这些部门单位基于行政权力或现实利益的各种干扰、公关,提高院士提名学术含量。

教授治学,首先涉及的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难以实现教授治学。记者:学术自由也提了很久了,您认为当前的关键是什么?顾海良:关键是要对其内涵进行探讨,我们总是担心自由会不会导致“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对西方大学确立的学术自由范式的不了解而导致的误解。学术自由,首先是以宪法为基础和基准的学术自由,违宪的,就不是学术自由,也不在学术自由范围之内。在美国,涉及种族歧视、反对政府的都不会被视为学术自由。美国教育学名著《学术的秩序》曾提出:一名物理学教授如果在他的课堂上对美国税收政策表示不满,发表议论,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不是他的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在国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远远没有开始,更不用说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的渠道,进而硬化了行政化趋向。

一些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告诉记者,除了高校外,现在中小学校长,一般都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任命,而且有行政级别,示范高中是正处级,普通学校是副处级,小学是科级。“既然高校有计划试点,中学实质上也是可以推行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出一种探索性的示范作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代表告诉记者,中山市早在2003年就已推进了2万余名教师的人事制度改革,并在2004年以基础教育校长职级制取代行政级别制,按照不同的任职资格、条件、岗位职责要求,分为五级十一等,为校长的任用、考核、奖励、晋升、工资待遇提供依据和管理标准,类似于公务员级别和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职称。“现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校长是有行政级别,在更多的方面,不是从教育家办学的角度,而是作为行政,还不能说是官员。但是这次提出大学要逐渐取消行政级别,要由教育家、由教授办学。”贺优琳代表说,“所以我觉得,中学也存在着中学校长去行政化的问题,现在也适逢其时,‘去行政化’能让中学校长走职业化、走专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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