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高校校长卸任 媒体:已完成历史使命


 发布时间:2021-03-02 16:35:44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鲁大学有3800多名教师,而行政人员超过了4000人。目前,复旦大学有行政人员900多名,在未来3年来要发展到1200名,才能适应服务需求。一个大学实现依法治校的良性运转,要依靠学术和行政的“合力”来完成,前提是,大家都先要合理定位,学术的事要听教授的,行

总之,去行政化不能理解为要把这批优秀学者因为有了一个职务从学术活动中排挤出去。澄清3别的行业都行政化,大学去行政化,就会弱化南方日报:大学去行政化,很多人关注要取消现存大学的行政级别,对此您怎么看?黄达人:可以肯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我想,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因此,我认为,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从而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否则,只谈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会觉得有些突兀,容易引起误解。我另外想谈的是,高校干部特别其身份是教授的干部,能上能下做得是比较好的。他们任职时是院长、书记、处长,不任职了,还是教授,在医院还是医生,也不保留什么级别。●南方日报首席记者梅志清记者谢苗枫。

是否在学校内部也在为去行政化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呢?还是“泯然众人矣”?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他率先扛起了去行政化的大旗,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各种弊端的症结所在。由于客观环境使然,他的努力并没有能够让问题有太大的改善,但他的身份,他说话的分量,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了,问题就在那里。这就已经是很大的意义了。在这五年中,朱清时也受到了诸多的争议。其中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2011年香港科大三教授的公开信,信中批评他对于课程设计、教学大纲等办学基本要素的轻视。

在顾秉林看来,“去行政化”在外部涉及“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顾秉林表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不是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的学校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他认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

在今年的“两会”上,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甚高,诸如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民主遴选校长等等。可是要一下子去行政化谈何容易,毕竟我们整个社会都是行政主导的社会,大学作为其中的一个社会组织,很难超越这个基本的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无所作为,在局部条件成熟的地方或许能够进行一些突破。行政主管部门所控制的各种资源中,经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各个学校办学经费的大头都来自行政部门的“ 钱袋子”,在经济上受惠于人,谈独立、去行政化,难免有些空洞。

朱清时还表示,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他觉得校长和书记职务一人兼任的模式会对改革更有好处。“南科大要坚持改革办学”南科大改革对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哪些经验?回顾与南科大走过的4年多历程,朱清时说,“学校走体制创新之路,法人治理结构,全员实行聘用制”、“去行政化,教授和学校要有真才实学”、“高考改革,实行高考成绩、自主招生成绩、平时学业成绩三部分综合评估来决定是否录取”三件事情是南科大过去几年改革最核心的,也已经有了成果。

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教授在学术资源配置上说不上话,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记者:找到症结,我们如何解决“去行政化”?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我认为,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

日前,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接受调查的消息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虽然对于蔡荣生被调查的具体原因,教育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尚未披露,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其被抓原因可能是自主招生出现腐败,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这一事件的爆发将高校招生腐败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与学术腐败、基建工程腐败相比,高校招生腐败涉及教育公平问题,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当前深入研究高校招生腐败的预防、监控、治理等问题是推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课题和迫切任务。

只是这些对现象的抽象描述并不新鲜,揭的都是高校行政化的老底,不同的是具体到了一个校长身上显得更刺眼,不免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似乎成了教授表达私人恩怨、快意恩仇的出口。事实上,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是什么让一个教授用网上公开信的形式来对校长表达?显然,问题的根本还是教授在治校与治学层面上话语权的缺失,小到吃餐饭细小的权益无法有效维护,大到对于高尔夫球、爬树课精英教育之类所谓教育理念创新的不同见解得不到应有的表达。

而在这些细则尚未落实之前,劝退规定纯洁净化院士队伍的作用能发挥到何种程度,显然有待观察。事实上,此前在院士退出方面并非没有相关规定,但可操作性却很成问题,如饱受诟病的烟草院士,至今仍是劝而不退。另一方面,更须清醒地意识到,即便上述“严进”“劝退”规定都能得到充分落实,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这样的措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除院士制度的行政化、利益化痼疾,事实上也是一个很难真正让人乐观预期的事情。如在院士提名方面,只保留院士和学术团体提名是否就足以隔绝院士遴选的行政化、利益化倾向?恐怕并不完全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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