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历史系主任:人文学科难办 问题出在大学行政化


 发布时间:2021-03-02 15:02:29

近日,有网帖曝光辽宁大学党委书记(正厅级)办公室及车辆照片,指其办公室有三处、面积达500平方米,装修豪华,有床有卫浴,办公室面积及配车都涉嫌超标。1月3日,辽宁大学回应。辽大宣传部负责人一方面指责网帖反映内容“大多数内容严重不实”。一方面跟公众“绕弯弯”:书记办公室也就七八十平

中国学校多,规模大,但是培养不出人才,行政化就是主要原因。只有去行政化才能重新焕发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齐鲁晚报:那在南科大这个新生的大学里,没带这么多枷锁,“去行政化”的改革情况如何?朱清时:第一,南科大是去行政化 的,没有行政级别。但是这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现在社会普遍讲究行政化,比如去外面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要坐到后面。但是也解除了行政级别带来的束 缚,比如聘请教务长等“三长”、系主任、研究所的所长,院长等等职位时,可以不考虑级别而是看能力,而且他们没有级别,能进能退。

取消高校、企业等的提名资格,无疑是种纠偏——事实上,它们的确不具备院士提名推荐的条件,因为它们没有独立、客观的学术鉴别能力,也缺乏学术信誉作担保,在推荐时往往是一个个公章向上递材料,一旦出了问题又找不到具体责任人,使得推荐的责权主体模糊化。而就那些行政部门而言,它们本就是专业学术的外行,让其参与院士的遴选是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产物,由它们荐选院士就如同盲人骑瞎马。但它们又是利益实体,附着于院士头衔上的利益,为它们所看重。

在此情景下,它们也有了“干扰院士遴选”的利益驱动。应看到,院士遴选经常受到各种干扰波,不少地方省长亲自出马跑关系,而“官员院士”也时有曝出,张曙光将受贿款用于院士评选,更引发公众哗然。而收窄具有提名资格的主体面,就指向矫枉。取消高校、企业等单位的提名资格,让人欣慰。但它也并不完全等于院士遴选就能“突出学术导向”。首先,仍未被架出提名渠道外的部分组织,如各地科协,是否会成院士评选“向学术归位”的掣肘,还不好说;再者,院士评选背离“学术本位”,是嫁接在学术评价体系难去行政化的土壤上的,如今将高校、企业提名资格取缔,释放出了去行政化的信号,但却难根除其土壤。

”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沈志刚告诉记者,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比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沈志刚说:“学校或教师一些弄虚作假的做法,学生心里很清楚,这会导致他们在学习时的责任感大大下降,并对以后的工作缺乏认同感,无形中对学校学习风气的形成、对学生今后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

本报讯 (记者徐静 通讯员方玮)近日,华南农大校长陈晓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语出惊人。他说,中国大学的行政化,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人为制造教育的不公平。“中国高等教育存在不公平性!中国把高校分级别——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副厅级大学等等,这本身就是在强调大学的行政化、官场化。”陈晓阳说,在改革开放前都没有这样做,为什么90年代之后的先进教育却要搞出这些等级差别?这是错误的,是在制造人为的不公平。他认为,“211”工程的高校固然在承担科技创新方面贡献卓越,但在人才培养方面数量上的比例并不高。陈晓阳说,国家教育资源的投入并不公平,不断加大对“211”“985”高校的投入,但对普通本科院校投入相对少得多,很多高校千方百计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但这种“名校效应”不是大学自己努力做到的,而是国家在帮忙。他强调,不能因为强化“211”学校的投入,而忽略对一般本科院校的投入。

“学校的重心在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高校不能在行政和教学科研上‘双肩挑’。”他说,按照高等教育自身规律,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大幅减少部处机构的设置,以提高效率,这项工作亟待推进。他建议,针对不同高校的定位和特点,应该实施分类指导,以法规确定高校职能部处机构设置,限定职数,同时制定此项改革的时间表。把高校教师的精力引向课堂“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就是要把高校教师的精力引向课堂。”刘占芳说,课堂教学是良心活,高校教师的授课质量也不如科研成果那样容易量化,“也许备课花费的精力大不一样,但最后教师得到的课时费却是一样的,这就不公平了”。另外,一些高校教师热衷“下海”办公司,获得经济效益,高校的商业化色彩也影响到了大学生,破坏了高校的学术氛围。另外,侧重科研的考评制度,也分散了教师对课堂的热情。他说,国家应该把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从提升高校课堂质量和效率入手,改革高校教师评价机制,让学生学有所获,通过高质量的讲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回归教育机构的本质属性。

2011年岁末,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实施情况。他总结了《纲要》颁布实施一年多来六大改革举措,表示将加快改革步伐,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0年7月《纲要》颁布时,教育"去行政化"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被舆论认为是《纲要》的亮点之一。《纲要》规定,要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

”由此,一个内部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被认为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一次对抗路演。之后不久,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演讲时也着重指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被认为是教育部高层提出教育行政化问题的标志性事件。近几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指责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2009年3月,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指出,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他呼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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