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用实事求是办法解决大学行政化的问题


 发布时间:2021-02-25 21:33:17

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没有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教授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记者:

这条路人流不多,但新垃圾桶的摆放很密集。南科大换党委书记朱清时卸任 原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接任前日,经深圳市委研究,经省委批准,决定李铭出任南科大党委书记,朱清时不再担任南科大党委书记职务。据悉,5年任期将满的朱清时也同时不再担任南科大校长,其卸任之后的去向也备受关注。朱清时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南科大像是深圳的孩子,自己只是保姆,即便离开也会一直关注南科大发展。他表示,如果有机会还会考虑前往故宫博物院工作,但同时也不排除继续在南科大担任顾问或其他职务的可能。

“签了劳动合同,感觉人生完成了一件大事情,心情放松,学习动力却大减;没有签到满意合同的,内心无比纠结,也难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学习。”刘占芳说,他和好多老师都觉得,给大四学生上课很不舒服,“不来上课,或者来了混日子,作业更是应付了事。研究生也有类似情况。”刘占芳说,这样的情况出现已经不是一两年了,需要从制度上重新安排——建议教育部调查研究后,将高校毕业生的双选会调整到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研究生的双选会也安排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

甚至还有人说,我国的副部级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大学就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前不久,在中国政法大学专门就《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举行的研讨会上,该校一位教授发言指出:大学在社会上应该是另外一种评价体系。不应该对应行政级别。取消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对大学的管理是一个好事。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着眼点都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否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不是关键。不少高校校长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不要把大学当成行政机构的延伸。

该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般找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主体办事人员是处长,重大事情可能一年麻烦一次北京市里的主要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就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连堂堂名校校长都有此苦衷,那些年轻而又直率的南科大学子希望新校长“要有些政治地位”,不是再正常不过吗?朱清时本人也受困于行政化,他刚出任南科大校长时,因无行政级别,有时会遇到尴尬。比如有时出去见相关领导,对方单位不知道他是什么级别,会犹豫到底是安排局长还是级别更低的领导来见,很怕弄得不对等。为了高校去过度行政化,朱清时可谓殚精竭虑。可如今,南科大有些学子却希望新校长“有些政治地位”,这是否让人觉得悲哀?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领导,用朱清时的话说,就是高校变“官大说了算” 为“谁对听谁的”,比如学术委员会由最懂学术的教授组成,那它形成的决议就应该照办。去行政化的大方向是对的,尽管路阻且长,我们期待南科大新校长陈十一有所作为,更期待去行政化取得更显著的成效,而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王石川。

对此,校长回应“自己刷卡就餐,不存在特殊”,但为权力抬轿子,并非是坐轿子者的主动索取,如教授信中所言:“理性的说,教工餐厅这样的做法可能并非你的本意”,这种无意识的特权,恰恰反衬出“校长”职务权力的无形无限影响力。女教授的这封信,言辞很激烈,每一句都直击权力痼疾的要害,从对待官员、对待教授的不同态度,到治学的学术腐败以及对教育创新的行政权力高压等等,描绘了权力“一言堂”治校治学的官僚图景。这封信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或者说是否有言过其实之处,还有待调查澄清。

程利涛 贝比凯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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