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小学教育管理行政化问题


 发布时间:2021-02-28 00:39:16

“签了劳动合同,感觉人生完成了一件大事情,心情放松,学习动力却大减;没有签到满意合同的,内心无比纠结,也难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学习。”刘占芳说,他和好多老师都觉得,给大四学生上课很不舒服,“不来上课,或者来了混日子,作业更是应付了事。研究生也有类似情况。”刘占芳说,这样的情况出现已

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这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实施以来核准的第一批高校章程,标志着我国高校章程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回顾国内外大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被视为大学“宪章”的高校章程在现代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根据教育部门已经发布的信息,全国所有高校将于2015年底前完成章程的制定工作。这不仅显示出教育部官员对高校去行政化、落实自主办学权的魄力和信心,同时也使得中国大学结束“无章可循”的历史。

通过修订《章程》,两院同时从入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强化对院士的把关,这无疑是不断推动院士制度健全和完善的一个值得肯定的重大举措。具体来看,此次以“严进”“劝退”为主要内容的《章程》修订之所以值得肯定,除了在程序上确实有更严的把关之外,也在于这一更严把关,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从实质上去除院士制度长期存在的行政化、利益化问题,推动其回归学术荣誉本位,进而让院士制度变得更加纯洁。比如,在院士提名环节,只保留院士和学术团体提名两个渠道,彻底取消了此前高校、企业等单位的提名资格,有利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来自这些部门单位基于行政权力或现实利益的各种干扰、公关,提高院士提名学术含量。

高校外部监督主要依靠社会监督,然而当下高校普遍缺乏信息公开的主动性,社会公众所能获取的信息相当匮乏,监督疲软是必然结果。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防范高校招生腐败,首先要加快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笔者认为,去行政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清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通过立法从制度层面具体界定政府对高校的权限,规定政府对高校进行宏观管理与提供服务,而不能干预高校的具体事务。要优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实行学术和行政分离的“二元化”配置策略。

□滕朝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已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的亮点之一,是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现今的改革,但凡涉及人,就变得“敏感”,写在纸上的亮点也就因此变成实际工作中的难点。教育去行政化早已是共识,如今又将上升为国家意志,当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要落实起来,还真不容易。有专家说,不能认为规划纲要写了这样的话,就会立即有大动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不管是医疗还是教育,它所具有的地位不是由行政级别决定的,而是得看它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口碑差级别哪怕再高,群众一样不会买账。取消高校等单位行政级别,校长院长不再是官员,自然更能回归学术或者管理的本身,而去行政化以后的学校,也将增强独立性和自主性,有利于更清晰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的权和责。

在顾秉林看来,“去行政化”在外部涉及“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顾秉林表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不是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的学校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他认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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