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行政化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1-03-02 12:48:34

2009年9月,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转眼五年过去了,他的任期已满。这五年来,他在南方科技大学所做的一切,影响已经超出了这所学校的范围,全国乃至海外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无不关注。他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符号,并且由于大学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这一符号的象征意义更加显著

2009年9月,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转眼五年过去了,他的任期已满。这五年来,他在南方科技大学所做的一切,影响已经超出了这所学校的范围,全国乃至海外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无不关注。他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符号,并且由于大学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这一符号的象征意义更加显著,人们对他的期望更高,当然争议也就更大。他本人,对此也有高度的自觉,自言希望以后对自己的历史评价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在我看来,现在评价朱清时在南科大这五年的成败得失为时尚早,因为朱清时的办学理念,在很大程度是回应“钱学森之问”,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鲁大学有3800多名教师,而行政人员超过了4000人。目前,复旦大学有行政人员900多名,在未来3年来要发展到1200名,才能适应服务需求。一个大学实现依法治校的良性运转,要依靠学术和行政的“合力”来完成,前提是,大家都先要合理定位,学术的事要听教授的,行政的事归行政管。“泛行政化”影响学术创造力陈振楼(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学森同志生前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我想,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泛行政化”,教师们不能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和教学兴趣,不能去做让学生满意的事,而要做让行政领导满意的事。“泛行政化”造成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掌控,教师要申请课题、申请科研经费,如果有行政领导挂名,成功率就大得多。因此,是专心教学科研,还是想方设法谋求一官半职,对不少高校教师来说,这成了“哈姆雷特”式的痛苦问题;而现实的利益导向让人们难免倒向后者。特派记者 姚丽萍 邵宁 王欣。

中国学校多,规模大,但是培养不出人才,行政化就是主要原因。只有去行政化才能重新焕发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齐鲁晚报:那在南科大这个新生的大学里,没带这么多枷锁,“去行政化”的改革情况如何?朱清时:第一,南科大是去行政化 的,没有行政级别。但是这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现在社会普遍讲究行政化,比如去外面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要坐到后面。但是也解除了行政级别带来的束 缚,比如聘请教务长等“三长”、系主任、研究所的所长,院长等等职位时,可以不考虑级别而是看能力,而且他们没有级别,能进能退。

尤其当他们认定这是在做好事、何错之有的时候。当然,这就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烦,包括引起师生们的强烈反弹,因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结合,使人文学科一段时间以来所面临的那种多少还有些抽象的威胁,似乎突然间具象化了。“燕京学堂”项目之所以会引出一场风波,恐怕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项目的主旨,也许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为北大人文学科争资源,数目可能还相当可观。可偏偏人文学科的许多老师就是不领情。是他们犯傻吗?当然不是。究竟为什么,其实不难理解。北大是中国人文精神最强的大学。北大的人文精神又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这正是北大最受世人敬重的特色。具体承载着这种人文精神的北大人文学科,因为其求真务实、博大精深,自然也是北大特有的光荣。所以老师们才会固执地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南科大校长和教师都脱了“官帽”,然而,在教育整体行政氛围的笼罩下,还得按照行政手段来办事。由此可见,校长脱“官帽”并非意味着办学方针去行政化了。也并非意味着校长会按照教学的规律治学。因为评价校长和考核校长的仍然是教育部门。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言,“真正的去行政化校长应该公选,由选拔委员会选拔,考核应该由学生和老师来考核。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教师自主权和学生选择权。”而当校长还是由教育部门考核,校长除了名义上不是官员外,其他变化仍旧有限。真正的教育去行政化必须与国际接轨,把学校交给办教育的人去做。管办分离,教育部门只是充当教育的管理者,唯有如此才能够形成教育管理者、教育主办者、教育评价者的“三方博弈”。刘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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