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整顿“干部车房超标”高校不能成法外之地


 发布时间:2021-03-01 03:27:40

”熊丙奇表示,虽然十八大精神中包含“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要义,但从这次人事任命来看并未体现出此类改革精神,“至于今后南科大如何发展,还要看国家高等教育整体战略如何推进。”李铭:今年59岁,历任罗湖区副区

——编者的话教育改革事关千家万户,一举一动皆万众瞩目。说起我国的教育,很容易让人想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关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深刻命题。正如钱学森所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何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这其中,我国教育的行政化和功利化难辞其咎。先说行政化。近年来,我国教育行业,尤其是高校的官僚化、行政化已成一大病灶。

国新办28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有记者向袁贵仁提问,大家都认为现在大学教师普遍的官僚化严重,您认为最近会不会出台取消行政级别的措施,或者近期有什么政策的考虑?袁贵仁回答说,我们在研究和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时候,对怎么解决这一问题,也经过了深入地调研思考,提出了应对的方法思路。《规划纲要》中有一句话,“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他介绍,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我认为,“去行政化”的同时,就应该是大学校长职业化。学术自由不是学术“自由化”记者:您刚才强调大学必须实现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行使学术权力,即“教授治学”,是“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那么,请您谈谈“教授治学”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顾海良:以前我们经常谈“教授治校”、“教授治教”,这次《规划纲要》提出的是“教授治学”。我认为,这一提法比前者更为确切,这里的“学”涵盖了学者、学术、学科、学风和学生等方面。这“五学”是教授治学的主要内容。

院士制度的去行政化、去利益化改革,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仅关乎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其他许多领域的行政化、利益化密切相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系统性社会问题中国工程院日前审议通过的《工程院院士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修订稿规定,今后,高校、企业等单位将不得提名院士候选人,仅工程院院士和工程院委托的包括中科协在内学术团体方可提名。而对于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不端等不合格院士,将被“劝退”。同时《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也作出了与此类似的修改(6月12日《京华时报》)。

“教育的残酷性在于教育对象成长的不可逆转性,每一个孩子的‘今天’都不可重复再来。”傅勇林说,社会不应该折腾于该不该去行政化,而忽略了教育的基础问题。总结成都的经验,傅勇林认为,“教育很简单”,对教师来说就是“苦练基本功、会教书”。近年来,成都大力推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建设标准化学校、解决农村教师住房困难问题、实行绩效工资,让教师们“工作有动力,活得有尊严”;通过“千名校长大练兵”提高学校管理水平;通过“10万教师大比武”提高教学质量。

这些都是要减少、淡化学校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同时又要加强和完善管理。他说,我们在大学的管理中还提出要加强章程建设,实行依法治校。章程里要明确各个方面群体的权利和应负的责任。我们强调通过章程建设,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我们还提出鼓励和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学校的决策咨询,帮助学校更好地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他表示,教育行政化问题,要随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随着适合学校特点的制度和政策的健全来逐步推进。(据中国网文字直播)。

”朱清时表示,南方科技大学的使命就是要回答“钱学森之问”,重塑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和学者自律的大学精神,创新办学体制,为中国高等教育探索一条新路。“多年来中国一直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进行教育改革,却一直没有做好,是因为行政化。”朱清时把中国教育比作一辆高速飞驰的火车,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时谁也不敢跳车。作为第一个跳下火车的校长,他向学生们发出加入南方科技大学的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度过的4年时光,必将成为你终生骄傲的经历。”面对记者提问“您希望孙子长大后是出国读书还是上南方科技大学”时,朱清时平静地说,“我希望他能够健康发展,不一定上大学,成为品德高尚、完整的人就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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