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去“去行政化”多年 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发布时间:2021-02-26 14:12:41

众211高校、985高校的校长们,其见识应该不会逊色于这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但目前,公众还很少有机会能从他们口中听到以下振聋发聩的声音(更可贵的是,观点变成了行动):“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重新回归‘学本位’,让专家、教授深入教学科研一线,学校才会大有希望”。“大学是最不需

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需要拿出动真格的姿态。如果只在文件中反复呈现,却没有时间表、路线图,没有任何实质行动,将让公众失去对教育改革的信心。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在我国的正式文件中,已经提了将近五年了。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可遗憾的是,五年已过去,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基本仍停留于纸面。

其摒弃官化作风,减少行政化干预的做法让人期待而又怀念,因此与其说是人们看好朱清时不如说是人民追求真正的大学之道和治校之风。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办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但这块试验田究竟该如何育种、插秧、驱虫、保肥、最后丰产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很多的未知需要探索。

同样,如果论证的数据是别人的,自己没花费劳动,也不受学术自由保护。可见,学术自由是有限制的。学术自由的概念是:对问题进行科学、诚实探讨的学术结果的自由表达。这意味着抄袭来的、凭空想象的,都不是学术自由,是不受保护的。另外,学术自由是学者间的平等探讨和坦诚交流,其本身包含着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制约。但我们看到,在我国还存在着只重我之自由,不给他人平等学术地位的现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学者发表完自己的观点后,或匆匆走人,或交头接耳,不去认真倾听其他学者观点,甚至对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冷嘲热讽。

对此,校长回应“自己刷卡就餐,不存在特殊”,但为权力抬轿子,并非是坐轿子者的主动索取,如教授信中所言:“理性的说,教工餐厅这样的做法可能并非你的本意”,这种无意识的特权,恰恰反衬出“校长”职务权力的无形无限影响力。女教授的这封信,言辞很激烈,每一句都直击权力痼疾的要害,从对待官员、对待教授的不同态度,到治学的学术腐败以及对教育创新的行政权力高压等等,描绘了权力“一言堂”治校治学的官僚图景。这封信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或者说是否有言过其实之处,还有待调查澄清。

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需找到症结才能做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记者:这三个症结在大学里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能否举例说明?顾海良: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

但是笔者认为,高校招生腐败症结在于高校体制行政化色彩浓重,大量信息被人为封闭,监管机制无法有效运行。高校行政化导致高校招生其实并不“自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建立,高校管理体制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校长都由上级行政领导任命,学校各部门负责人都有行政级别,学校的人、财、物等各项权力很大程度上都为行政力量所掌握,行政凌驾于学术、教学之上。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高校的自主权、自治权被严重限制。“信息黑箱”促成了高校招生权力的寻租。

尤其是学校,现在争取资源,得和政府打交道,没有级别,谁会理睬校长?这是按照体制内传统思维思考问题。当前的教育地位不高,社会形象不好,是因为学校没有级别或级别不够高吗?不是,而是因为有级别,而且是在部分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行政级别提升到副部长级之后,教育的行政化问题变得更为严重,随之产生急功近利办学的恶性循环。行政级别让学校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庸,失去学校办学的灵魂——独立和自主,进而也失去教育和学校的地位。二是取消行政级别难道要把行政也取消吗?这种论调,故意制造一个伪命题:教育去行政化就是去行政,进而“论述”行政在学校里是不可去的,由此否定去行政化。

高校招生腐败无法根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招生环节缺乏透明度。对考生和多数社会公众而言,除了招生政策、录取结果、考生资格等这些“表面”信息外,无法通过合法正当途径获取其他招生信息,如自主招生的标准设定、面试成绩的评定标准,机动招生的指标,补录、调剂、调档环节的选择标准和操作程序等。信息不对称大大增加了腐败的风险,通常表现是信息掌握者利用信息买卖搞私下权钱交易。比起考场作弊、改分等现象,这些违规招生更为隐蔽,因此更容易成为招生自主权寻租的媒介。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呼吁,大学章程的制订有必要提交给全国和地方人大进行讨论审议。只有真正赋予其法律效力,才能树立政府部门、学校行政负责人对于大学章程的敬畏,对于违反章程的行为给予有力问责。其次,大学去行政化提了这么多年,仍未有实质性进展,症结就在于既得利益部门的权力干预。一方面,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师生没有话语权,学校经费要靠政府拨款,取决于“跑部钱进”的能力。同时,在具体的教学业务中,学校的自主权也是处处受制。

徐小英 方向向 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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