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关于在线教育研究


 发布时间:2021-01-20 17:32:11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教育学者熊丙奇最近表示,为了防止高考错题,命题需要“竞争”。他说,尽管浙江和陕西两地已经就高考出题错误公开道歉,但高考出现错题,近年来不是头一遭。早在2003年,江苏省就出现错题风波,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缺乏责任心的错题事件会一再发

现在新出的各类学者讲义书中,往往是精益结成者少、仓促而成者多,前沿成果者少、陈词滥调者多,修订完善者少、照搬照挪者多每逛书店,总能看到讲堂录、讲稿、名师讲义之类的书,华丽地躺在推荐位置。有些确为学者讲稿,有些附以现场答问记录,还有些把学生作业收录在内。甚至,有些把发表过的文章或个人网文掐头去尾,汇编成册并冠以讲义之名出版。这些“讲义书”大多有一道绚丽无比的腰封,上列各路“大咖”亮闪闪的头衔和推荐语,让人顿感真乃巨著。

具体到褚健,报道称,褚健这次事发可能与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的旧事有关。诸多媒体都曾经集中报道过浙大海纳公司上市后,优质资产被掏空,并试图包装后再上市一事。不妨作一假设,如果褚健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搞研究,是否有今天的“劫难”?如果不是学而优则仕,他安于实验室,也许不会落马。现在有一种值得商榷的现象,一些学者学问做得好,相关学校或部门往往通过任命他们担任校领导,来显示对他们的重用,仿佛不许个一官半职,就对不起这些学者似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适合做官,都有能力当好领导。学问是学问,仕途是仕途,两者并非不能结合,有的人结合得很好,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被许以要职,结果自己的专长废弃了,仕途也摔跤了,殊为可惜。褚健落马的真相尚待还原,但从他让不少人倍感可惜,足以说明他的上升与下落是一个值得解剖的标本。

中新网上海12月20日电 (邹瑞玥)二十日,“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兼任中心主任。据介绍,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以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院系为平台,以“重新发现中国”和“推进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研究”为学术理念建立的研究中心,目前已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国外著名中国研究学术机构建立合作。

我们只要想一想:那时候中国在做什么?大多数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才开始可以安心地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那么对于这个现实就可以理解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说:“我请大家一定要用平和、超脱的心态看待。所有的奖都是人评出来的,诺奖不像体育比赛,没有绝对优胜。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基础比较薄弱,刚刚解决温饱,而学术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奢侈品。人只有在吃饱了,穿得体面以后,才能够静下心来搞研究。无论我们再怎么关注诺贝尔奖,它只是一个奖项,对于中国来说,踏踏实实把经济发展好,中国的学者结合国情把我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重要的。

赞扬李院士,并非要以外表论英雄,要所有的学者都不修边幅。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李院士穿布鞋,不如说人们实际上赞扬的是李院士的真学识和真性情。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下过农村,进过工厂,他曾因为一篇文章而受罚,也因为徒弟的失误作过检讨。人生起起落落,他却淡然处之,随遇而安。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当物品的包装越来越精美,当人们纷纷用名衣、名表、名车来“包装”自己,当“成功学”、“厚黑学”大行其道,李院士不拘小节、淡泊名利、“胜似闲庭信步”的心态受到人们的追捧,实际上反映出世人对回归简朴的向往。笔者以为,低调如李院士者,对于忽然走红,或许并不觉得高兴。但若因李院士的走红,能让学术界吹来一股真实、简朴的清新之风,能引起更多人对当下奢华浮躁的思考和对返璞归真的追求,相信李院士也会觉得他的出名值了吧。( 姚倩)。

如何规范科研课题管理,避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中国青年报:全规办通报了5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存在较多引文和注释不规范的问题”,你是否感到惊讶?熊丙奇:一点也不惊讶,“成果存在较多引文和注释不规范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抄袭。在中国学术界,学术不端的存在已经不是新闻,此次通报只是增加了新的案例。如果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不改变,类似的通报对于推动学术风气转变、引起业界重视并没有太多作用。

眼下,争项目、拿经费成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怪象;有专家感叹,畸形的学术生态,正把知识分子垄断起来这几天,京城某重点高校社会学系副教授项天明(化名)颇感焦虑。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外,他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下年度国家级课题项目申报的准备工作上。“按惯例,秋季学期结束后的1至2月份,是正式申请时间。如今迫近年底,免不了心急。”项天明坦言,原本只知道理工科、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等,需要以课题申报形式保证项目实施,不曾想现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成了“项目”的天下。

近日,有记者梳理116所“211工程”高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卸任的校长履历,发现共有49名校长卸任后,曾担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也有一部分回到科研、教学岗位。(4月10日新京报)卸任校长入仕,是不是就一定不对?我看未必。校长入仕,若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充当好技术型官僚角色,这对公共机构科学决策、提高办事效率大有裨益。不独中国,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也不鲜见。何况,中国委任制的选官体系下,入不入仕,也并非卸任校长自己说了算,此外还有年龄考量等。厚责入仕校长,大可不必。中国大学校长本身就在体制内,既是学者,又有行政级别,卸任校长入仕,不过强化了其官员身份。入不入仕,本质上并无差别。质疑卸任校长入仕,在校长行政、学术角色不分的现实下,意义并不大。与其质疑“校长去哪儿”,不如先问问“如何做校长”。否则,“校长入仕”这种新闻,就容易引起学者攀援权力的误读。(王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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