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章程范本


 发布时间:2020-11-30 03:54:21

探索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院校治理结构,积极探索实行理(董)事会决策议事制度和监督制度。规划提出,提高各类学校的服务管理能力。把育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到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以服务学生、服务家长、服务教师为导向,改进学校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学校常规管理、教学管理和安全管理。推进校务公开,贯彻

3.社会:用“立宪”助推“一流”建设一流大学,是很多高校的目标和追求。说到一流大学,大多数人会想到一流校长、一流大师、一流学生、一流学科……有专家指出,不容忽视的还有一点,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自己的章程,并且其章程具有高度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国际上,“立宪”推进高校制度现代化已成为共识。“英国的大学章程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大学的责任、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对规范办学行为有重要作用。”牛津大学原校长卢卡斯曾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介绍。

比如,院士在使用自己的提名权时,也可能受其所在单位如高校、企业的影响和干扰,而学术团体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学术团体不仅同样会受行政、利益因素干扰,而且它们本身往往也是高度行政化、利益化的。诚如秦伯益院士指出的,“一旦哪个人被学术团体或院士提名了,其所在单位还是可能会去帮他(她)公关”,“学术团体就一定比行政单位靠谱吗?”这再次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院士制度的去行政化、去利益化改革,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仅关乎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其他许多领域的行政化、利益化密切相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系统性社会问题,如教育、科研等领域的行政化、利益化。因此,要想去除院士制度的行政化、利益化,不可能仅靠自身的单兵突进,而必须同步系统化地全面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如教育和科研体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张贵峰。

在不少教师看来,此次大学章程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分权,包括将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分散到各个不同的机构。“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校长办公会议或者党政联席会议确定的,这会造成参与决定的人越多,最终为错误决策负责任的可能性也越小,甚至会有领导拍脑袋决策的情况出现。”一位参与章程制定的教授说。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不久前特地撰文阐释大学治理和决策的方案,“学术领域的事务要交给各类学术组织去审议、评定;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充分听取各类群团组织的意见,提交教代会审议和通过;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要充分听取各类咨询机构的意见;学校的重大发展规划、重大改革方案、重大决策举措,要广泛听取师生员工意见,加强与各党派各团体各组织的协商,着力构建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体系。

早在去年初《暂行办法》出台时,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就用“宪章”一词来说明高校章程的性质,表示“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孙霄兵再次强调,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依章程自主管理是高校的法定权利。有关专家认为,“政校分开”是各校章程中普遍的精髓所在,也是社会呼吁已久的“去行政化”的体现。

杜玉波将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出特点概括为,更加注重从单项改革转变为综合改革,从增量改革推进到存量改革,从表层改革深化到深层改革,这其中,重点在“综合”,关键在“深化”。“共建高校要以章程建设为契机,理顺学校内部各种关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杜玉波指出,地方高水平大学要将现行领导体制运转好、将学术组织作用发挥好,将民主管理与监督把握好。谈及学术组织的作用,杜玉波说,办好一所大学,必须要有比较成熟的学术组织和一批潜心做学问的教授,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学术的事,多听教授的”、“上课的事,多听老师和学生的”。当天,由教育部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山西大学承办的2014年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副司长王洪元、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黄兴胜、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分别作“换位思考高等学校综合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进展与思考”、“地方高水平大学的使命”专题报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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