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讲座《当父母也要讲学问》观后感


 发布时间:2021-04-24 02:02:09

现实中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是多面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喜怒哀乐并存是常态,把快乐极度夸大,或试图只想让孩子快乐,只会走向一个极端。也许您能给孩子当下的快乐,却不免为他的未来埋下悲伤的种子;也许你能在一件事上让孩子快乐,却会引发他在另一件事上的烦恼。因此,教育不能把快乐当作目标,这与教育

只有以“为己”作为一切学问的根基,一个人才能够从学习和教育中感知到快乐,找寻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在儒家知识系统中,使自己获得一种完善的人格,不仅是首要问题,也是一个终极问题。儒家对自我人格的看重,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宗教属性,它对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远远超过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关心。这与当下快乐教育有相似处,儿童不只是接受成长培训的准成人,更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教育首先需遵循这一原则。他的弟子曾哲说自己的人生理想是:“遇到暮春三月天,穿上新缝的单衣,约五六个朋友和六七个童子,结队去沂水边,清洗手脸,一路吟风披凉,直到舞雩台下,大声歌咏一番,然后再慢慢回家。

正如邓小平说的白猫也好,黑猫也好,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近三年来,丘先生在哈佛大学数学系任主任期间,使他深深地感受到:美国东北区清教徒的学术作风,他们为自己的学术主张而坚持,却不大在乎自己的生活品质,他们的学问都是世界第一流的。他希望中国的同学们,能够保持清心寡欲的态度,养浩然之气,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求知向学,这样才能有机会成才,成为有学问的人。课外阅读:讲究书籍的选择据丘先生观察,中国的学生阅读课外书的习惯不如欧美人。

进一步追寻这个“本”,就是长期以来超越行政有效性范围的行政权力对教育具体事务的过度干预。这种干预主要通过管理和评价两只手,让师生的主体性靠边站,让专业的自主性靠边站。当一种权力在它不熟悉、不了解的专业领域强行僭越发挥作用的时候,必然给这个领域的相关当事人带来不快乐,甚至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不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任何快乐教育和试图回归传统的严格教育都不会结下好果子。那么,给了学生和专业人员足够的自主,是否就可以完全消除痛苦,只剩下快乐呢?当然不会。

须知康德论述非功利性,尤其指的是在大学,要求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从事研究。做晚辈的理宜见前贤而思齐——不为职业上功利上的好处,而对这本那本课外书爱不释手吧,最终会从中获取美的享受、力的支撑、精神的陶冶。真该感恩“千年不遇我逢辰”的新时期。众多的爷爷奶奶捧起书本,来之不易呀。人,总是存在经由学习而不断实现自己丰富潜在能力的需求。然而,认知需求离不开物质前提。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认为“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必建筑在有吃有穿并有安定环境的基础上。所以在发达国家,古稀老人围着电视机做作业,不稀奇。在我们穷得慌的昨天,功利性学习尚难普及,欲推广非功利学习,促成人的全面发展,难矣哉。然而今非昔比,物质条件极大改善、余暇时间空前增多的今日中国民间,非功利学习势将愈益扩展,不复“奢侈品”身份。亟待我们珍视机会,投身其中。

“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这是十七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洛克说的。教育,关乎个人的幸福,关系国家的繁荣。日前,记者以此为题请教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请他谈谈中学教育、东西方教育比较和创新学习等问题。中学教育的第一要义:培养对学问的兴趣“培养一个良好的学生,第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培养他们对学问的兴趣。”丘先生说。在丘先生看来,中学时期,包括了很多怀有不同志向的学生,有的想从商,有的想当官,有的想做学问,种种不同的学生,必须有不同的激励和训练的方法,这就是孔子说的“因人施教”的精义。

教师应该有的惩戒权也无法实施,学生正需勤俭成长的时候却受到过度溺爱而患上富贵病,于是教育陷入低水平重复的“苦海”,长时间难以自拔,这样的苦就会蔓延到参与其中的所有人。于是不仅真正优秀有人格操守的教师不快乐,也使得孩子由于难以有机会受到良师的点化而逃出“苦海”。无视“苦”的系统性根源,为了追求快乐而实施的快乐教育,或为了追求学业或其他方面良好效果而实施的严酷教育都未必能达到各自的目的。因为他们所追的都是末,并未抓住根本。

所以,对于这样一门课程来讲,不是说把这门课教完了,就能出来一帮子去创业的人,这也不是我的教学目的。目的主要是这么两个层次。首先,让学生对于创业这件事心里有底: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创业者?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创业者?如何让一个创意变成一个创业机会,再由一个创业机会变成一个可以获得持续成长的企业?其次,也是这门课最根本的一个宗旨,就是要帮助学生们了解并懂得如何去培养自己的创新、创业素质以及企业家精神。柳森:企业家精神该如何培养?宁钟:主要还是通过大量的案例,传授经验、培养认同、树立值得学习的榜样。

此外,竺可桢还多次强调研究学问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上述观点,与蔡元培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在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浙大也在竺可桢带领下去了贵州,这些学校在大后方弦歌不绝,保存了学术文化和种子,保留了民族复兴的希望。除此之外,当年的中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也很好地继承了五四精神。为此,我在《八位大学校长》和《六位教育家》(智效民所著)两本小册子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20世纪50年代伊始,我们曾经全面照搬苏联重理轻文的教育模式。

●如果受教育者不能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而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那么国家精神就会失去依托,社会进步就会失去希望。●1929年,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竺可桢认为,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大家有饭吃。中国现代教育肇始于清末新政,成型于五四运动。所谓“肇始”,标志有二:一是创办新式学堂,二是废除科举制度;所谓“成型”,标志有三:一是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二是贯彻“以研究学问为天责、而不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蔡元培语)的教育宗旨;三是建立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等独立自主的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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