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行政机构设置是怎么样的


 发布时间:2021-03-09 05:29:36

我们老说要建设法治社会,也非常清楚法治社会的第一要务就是法治政府,结果呢?有法不依、有章也不循!自身尚且如此,又怎么可能期待社会有一个公序良法呢?中国不是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吗?既然承诺“将联合计生部门对全省进行一次调研和梳理”,那就要赶快进行!因为好多家长正为一纸计生证明苦不堪

曾是中大最年轻教授夏书章75年前填报志愿时,曾想报考中山大学,但因战乱迁徙没能在中大求学。“新中国成立前,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是全国最大的三所大学。我从小崇拜孙中山先生,对中大的印象非常深刻。”1947年,时任中大校长王星拱向夏书章抛来橄榄枝,力邀这位取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海归”来任教。时年28岁的夏书章从江苏南下,成为了中大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在政治学系教行政学、行政法和市政学三门课。1952年,全国开始了高校院系大调整。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加快高校去行政化。君不见,象牙塔内也充斥虚荣之风。在一些高校,教授的荣耀远远比不上行政人员实惠,在权力通吃的现实语境中,一个处长职位就能让教授们疯抢。高校确实应该去行政化,这是回归教育规律的必由路径,也是教育家办学的一大前提。但是,去行政化很难,不是所有的校长都愿意去行政化,即便高校去了行政化,而如果社会上仍然奉行官本位,校长在日常工作中也许会面临一些麻烦。几年前,北京一所名校的校长曾高调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他认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南科大原校长朱清时认为,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领导,高校应该变“官大说了算”为“谁对听谁的”。这或许是可行的一步。高校毕竟不是官场,不能搞过度行政化那一套,应该谁有学问谁就有地位,谁说得对就谁说了算,而不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王石川。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学官和教授角色高度混一,有的是学而优则仕,有的是仕而优则学,反正学校的行政部门领导,都是教授。反过来,学术单位,院、系、研究所,也统统行政化,所有的教师都成了领导的下属。总的来说,无论有没有学问,只要在学校里做官,就得有学衔,有职称;有了职称,当然就可以带学生,做课题,发表成果。而我们官办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常常只认官不认学,所组织的各种评审专家组,里面的人多是有官衔的。

其摒弃官化作风,减少行政化干预的做法让人期待而又怀念,因此与其说是人们看好朱清时不如说是人民追求真正的大学之道和治校之风。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办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但这块试验田究竟该如何育种、插秧、驱虫、保肥、最后丰产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很多的未知需要探索。

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在法治观念的培养中,高校应当走在社会前面,依法治校,依法解决各种问题和纠纷,而不是拖法治社会建设的后腿。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这件事情上,也并非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实际上,在防范方面,大有可为。非正常死亡的大学生,很多是自杀的,而自杀多是出于心理原因。这反映出高校心理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正方面工作的薄弱。如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能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在人力、财力等多方面加强高校的心理教育等工作,高校非正常死亡的学生人数,一定能够有明显的下降。周云(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教授在学术资源配置上说不上话,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记者:找到症结,我们如何解决“去行政化”?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我认为,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

(《光明日报》2月20日)媒体注意到,与去年10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此次规程中再次降低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委员比例,由1/3变为1/4;专任教授委员比例则从“不少于1/3”提升至“不少于1/2”。由此得出学术委员会“学”味增加的判断,并认为这给高校教授治学提供了制度保障。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可是,如果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不是民主选举产生,学术委员会不能独立进行学术管理、决策,这一机构恐难成为高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

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是北京市中招办一位副主任和一名科研办干部。原告表示,原告在北京有正式学籍,但在报考高中时,发现在指定网站的报考系统中,没有为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中提供相应程序,只能报考职业学校。该网站还显示:非北京市户籍考生要根据“九种情况”区分报名资格。其中,“台胞子女”、“博士后子女”、“随军子女”等可以报考普通高中,唯独“随迁子女”只能报考“职业高中”。据此,原告认为,被告剥夺了原告报名参加普通高中考试的权利,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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