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语文课上的德育教育


 发布时间:2020-12-03 12:49:48

金庸和周杰伦无疑首先都属于流行文化。即使金学早已经成为一门学问,但主流文学界对金庸的态度一直褒贬不一。有趣的是,无论学院派多么不情愿,他们都必须正视金庸的巨大影响力。周杰伦同样妇孺皆知,如果撰写港台流行音乐史,周董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问题的关键出在流行文化是否可登语文教科书的“大

记者:您觉得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王旭明: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层面的、教育层面的,有教师自身素质和水平的原因,也有个别领导和教研部门的误导。有些基层教育官员去学校调研往往喜欢听语文课,并且喜欢评语文课。但他们的一些个人喜好非但没有促进语文教学,反而误导了老师们。为了迎合这些听课者,执教者绞尽脑汁、翻新花样,不断改变教学策略和方法,刻意追求课堂的“新、奇、特”。有些老师平时也懂得怎样教好常态的语文课,然而一到公开课,一有领导来听课,就本末倒置,忽视了课堂上的学生,只关注听课者的反应和评价,没有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主体,没有让课堂体现“真读、真说、真写、真对话”。

”人教社认可了该册教材黑白本(2013年5月第3版)中的6处错误,并对该6处错误进行了纠正。12月10日,记者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副主任吴海涛处获悉,该社已面向全国范围内使用该教材的学校发行“勘误表”,已从周日(12月8日)开始通过快递和新华书店等渠道邮寄,不日将到达使用该教材的学校。据吴海涛透露,这些“勘误表”,有的学校将分发至每一位教师,有的学校还将发放到每个学生手中。省会城市的学校,周三(12月11日)左右可收到此表。

不能每一篇有思想内涵的文章我们都要去挖掘,那是思想品德课的工作。”王旭明对羊城晚报记者说。王旭明认为,国外没有专设思想品德课,所以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传播。而我们国内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专门的思想品德课,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在语文课上挖掘文章的思想内涵。“语文学习应该就是让学生把一个个的道理通过词语、句子、方法、逻辑等等写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相当薄弱。这就是假语文的一个重要表象。”王旭明还反对形式上的“假”。

”王旭明说。王旭明比较“着急”的还有大量官员的语言水平。王旭明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他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之后,还经常对全国各级各类官员、企事业人员等群体进行应对媒体的培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运用语文的基本知识、手段、技巧去表达本身想表达的事情。”王旭明说,在培训过程中,他会要求学员做一些训练,比如要用举例子和讲故事的方法来说明一个道理,例如“第一次来网站做客很紧张,但是不要很直白地说出来我很紧张,如何换一种说法表达自己的情感?”但现场学员的表现却让他失望,“我的要求很明白,但课堂上常常没有一个人能够答上来”。

或许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单独强调一种声音的做法是情有可原,那么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了30年的今天,在文艺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我们就应该允许更多悦耳的声音,更多美丽的话语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在正在不断认识世界多样性的孩子面前。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曾经是那么单调、乏味、沉闷,选来选去总是那些面孔、那些篇目,尽管其中不乏好文章,但也充斥着一些非语文因素而进入教材的文章。

”“目前,北京市中小学语文课本仅有《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两篇红色经典作品。而在全国各地,中小学语文教材鲜见红色经典作品。许多孩子已经不知道曾经为几代人耳熟能详的红色英雄人物。”艾克拜尔·米吉提委员说。“现在,一些教育教学单位为变而变,新教材变化幅度之大、变化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一本教材使用时间还不到两年,使用效果还未来得及评估,新的教材就又被推出。有的地方教材,哪些内容进入教材、哪些内容应该剔除,几乎就是由几个参编者决定,这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艾克拜尔·米吉提委员说。为此,他在提案里建议:修改《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和《语文课程标准》,加强红色经典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分量,让孩子们通过学习红色经典课文去认识那段历史,把革命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记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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